Lin：

1. 研究背景与目的：20 世纪约 7000 万人死于饥荒，中国大饥荒（1959 - 1961 年）死亡人数众多。现有研究认为粮食总产量下降和政府高采购量是主要原因，但无法解释农村平均粮食储备充足情况下饥荒的发生。本文旨在探究饥荒的根本原因，提出中央计划采购系统的僵化性是重要因素这一假设，并进行验证。

2. 研究方法：运用多种数据，包括中国 19 个省份的死亡率、人口、生产、采购等数据，通过计算农村热量需求与粮食可获得性、分析死亡率和生产力的空间变化、构建生产函数等方法进行研究。

3. 中国大饥荒历史背景
• 集体农业：饥荒前夕，中国粮食生产、分配和消费由中央政府控制，实行集体农业。土地改革后，私有制被消除，市场交易被禁止，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积极性受挫。粮食收获后集体储存，政府统一采购，农村粮食用于集体食堂，农民不能自由迁徙，依赖集体分配。
• 饥荒时间线：1959 - 1961 年为大饥荒时期，死亡率极高。1949 - 1957 年粮食产量增长，1958 年部分地区产量下降，1959 - 1960 年普遍下降。1960 年初，1959 年收获的粮食耗尽，饥荒蔓延。政府于 1960 年夏季开始应对，采取了如遣返城市工人、减少城市粮食配给、放弃部分集体化政策等措施，1961 年向农村输送大量粮食，结束饥荒。

4. 农村粮食可获得性分析
• 农村热量需求计算：以 1959 - 1961 年为研究窗口，计算两个热量需求基准，即重体力劳动和儿童健康发育所需热量，以及维持生命所需热量。利用美国农业部数据和 1953 年人口普查数据，考虑人口结构，估算 1959 年人均日热量需求分别为 1871 卡路里和 804 卡路里，且估算较为保守。
• 农村粮食可获得性评估：通过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人均产量和农村人均留存粮食热量。结果显示，1959 - 1960 年全国平均粮食可获得性远超避免饥荒所需水平，即使考虑政府采购，农村人均留存粮食热量也远高于两个基准。尽管官方数据可能存在偏差，但多种证据表明，农村留存粮食足以避免饥荒，暗示存在粮食分配不平等问题。

5. 饥荒死亡率的空间差异
• 省级差异：使用国家统计局的死亡率数据，发现饥荒期间死亡率均值和方差大幅上升，表明不同省份饥荒严重程度差异显著。
• 县级差异：利用 1990 年中国人口普查 1% 样本中农业人口的幸存者出生队列规模作为饥荒严重程度的代理指标，发现该指标与饥荒严重程度呈负相关。通过分析出生队列规模的变化，发现饥荒对不同地区影响不同，且县与县之间饥荒严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一指标也不受政府瞒报影响。

6. 饥荒严重程度与生产力的关系
• 省级生产力测量与分析：为解决官方粮食产量数据可能存在的虚报问题，构建基于非大跃进时期数据的省级生产函数，得到 “构建生产” 指标。通过回归分析发现，饥荒期间农村地区死亡率与生产力呈正相关，且该关系在不同样本和控制变量下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饥荒前两年，与政府应对饥荒措施有关。
• 县级分析与政治因素控制：使用县级数据，以出生队列规模为因变量，自然条件为自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支持省级层面的发现。同时，通过多种代理变量控制政治因素，发现政治因素不能解释生产力与饥荒死亡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且生产力对死亡率变化的解释力更强。

7. 僵化的粮食采购政策分析
• 20 世纪 50 年代末粮食采购系统特点：当时的粮食采购政策具有累进性，即生产力较高地区采购率更高，且采购水平依据事先设定的生产目标，难以根据实际产量调整，具有僵化性。信息收集和决策过程存在延迟，导致政策无法及时准确应对生产冲击，同时还受多种历史因素影响，加剧了政策的局限性。
• 理论示例解释：构建示例说明，在生产下降且更具生产力地区降幅更大的情况下，僵化且累进的采购政策会导致这些地区人均生产缺口增大，被过度采购，进而人均粮食留存减少、消费降低，死亡率上升。该政策还能解释饥荒严重程度在省县之间的差异。
• 定量证据支持：构建预期生产指标，计算生产缺口，发现死亡率与生产缺口正相关，且灵活的采购政策（生产缺口为零）可大幅降低饥荒死亡率。通过区域采购数据分析，发现过去生产与当前采购正相关，饥荒期间更具生产力地区采购率上升幅度更大，生产缺口与粮食留存负相关，这些都支持了研究假设。

8. 研究结论：僵化和累进的政府采购政策是解释中国大饥荒的必要因素，约 32 - 43% 的饥荒死亡可归因于此，同时也为其他因素影响饥荒死亡率留下空间。该政策的影响体现在信息处理和应对滞后，饥荒后政府降低采购率以避免再次饥荒。研究为理解其他中央计划经济体的饥荒成因提供了思路，后续可构建更通用框架研究刚性粮食分配机制与饥荒的关系。